第3版()
专栏：

皆“中山狼”也！
邓初民　斥责右派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恩将仇报，警告他们彻底悔改，把狼心变人心，在真理和人民面前低头。
请允许我不在开头重复我所同意的各位代表所说的话。我们是人民代表，我们就一定要代表人民的意志。人民要求的我们也要求；人民反对的我们也反对。否则，就根本不配为人民代表。不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在这一次整风前后，特别突出的暴露出来了不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右派首领分子，这些人已根本不配为人民代表了。我要代表全国人民对所有人民代表中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大会提出控诉，并建议大会分别情节轻重作出决议，通过他们的原选举单位撤销他们的代表资格；其在国家机关中担任职务的（例如国务院的各部部长、副部长，各省、市的省长、市长、副省长、副市长，各高等学校的校长、院长、副校长、副院长等等），也应由大会分别情节轻重作出决议，交由国务院撤销其职务。
我们像这样来处理人民代表中的右派分子，是否过分了呢？我以为一点也不过分。试看在右派首领分子中，有的基本上代表地主富农分子，例如龙云、黄绍竑等人；有的代表资产阶级落后分子，例如章乃器、毕鸣岐等人；有的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落后知识分子，例如章伯钧、罗隆基等人。他们所代表的阶级成份虽各有不同，但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龙云、黄绍竑等人装出悲天悯人的样子，说农民的生活苦、说肃反有偏差，一味强调缺点，抹煞成绩，把新中国说成漆黑一团，在这次小组讨论和大会讨论中，许多人民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代表都拿新中国和旧中国工农生活的对比，把他们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恶毒攻击，加以痛斥了。实际上，黄绍竑曾在旧中国的广西和浙江两省掌握军政大权，请他回忆一下那时广西浙江两省农民的生活怎样？所有人民的生活怎样？真可以说农村破产、城市萧条，他为维持他的血腥统治，反而屠杀无辜，特别是革命分子和进步人士，这在浙江和广西的代表中已把他的种种罪行揭发出来了。龙云统治云南十几年，跟黄绍竑也差不多，但有一点他可能比黄绍竑强些，就是在云南发展了生产——发展了毒害人民的鸦片烟生产！
章乃器、毕鸣岐等人，特别是章乃器，似乎不能与黄绍竑、龙云相提并论。他在旧中国是以进步派自居的，可是桂系军阀也提拔他当过财政厅长；在新中国，党信任他，请他当了粮食部长，他当然仍以进步派自居啰！而且他认为比工人阶级更进步，认为他的理论水平比马列主义水平还高，说今天的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好像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说今天的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却是教条主义。我看他既不是什么马列主义，也说不上教条主义，而恰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这一点，他倒是不打自招了。他说“资本主义有好有坏”，那等于说好的资本主义他是衷心拥护的。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却一直没有承认。要章乃器承认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正本质，那就等于要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自动下台一样，这是不可能的。章乃器不可能承认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人民和大多数进步的资产阶级也不可能允许章乃器不承认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样一来，章乃器就不是进步派了，而是落后派了；不仅是落后派，而且是孤立派了。天地之大，将无他容身之地，或者只可能暂时躲藏在他那终日口含着的小小的烟斗里。
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好像既不能同龙云、黄绍竑等人相比，也不能同章乃器、毕鸣岐等人相比。他们野心更大，结成了章罗同盟，要搞“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他们利用民主同盟的组织成份主要是知识分子、文教界，利用他们在民主同盟的领导地位，于是伸手抓报馆，抓学校，抓所谓科学家，抓落后的知识分子，抓曾经犯有反革命罪行被政府宽大处理的反革命分子（也包括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分子），特别是抓民盟的各级地方组织，这几年来他们已抓到了一些人。试看这一次在整风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各民主党派来说，民盟可以算得是挂了帅的，就可证明。根据在中央揭露出来的民盟右派分子，有尽人皆知的六教授及其他，在天津有王大川，在上海有陈仁炳、彭文应，在武汉有马哲民，在西南有潘大逵，在湖南有杜迈之，在太原有王文光，在浙江有姜震中等等。整风前后他们就利用他们的爪牙，到处点火：要盟员大放、大鸣；要采取“上下压”、“内外攻”的夹击战术；要在高等学校中取消党委制；要在科学规划中取消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恢复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要发展盟员到几百万，最好是把一些反党的知识分子发展到盟内来；要为曾经犯有反革命罪行被政府宽大处理了的反革命知识分子重新加以平反。企图这样来扩大盟的声势，转移盟的方向，把民盟这一个民主党派，变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党，来篡夺党的领导权，来反党、反社会主义。
这里我要指出，在落后的知识分子中，是有他们的市场的。几年来，在党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下，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有进步的，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也有一定的贡献。然而，就有那么几个从英美留学回来的人，例如章罗同盟集团就有那么几个人，很难搞，他们是有代表性的。还有那么几个不三不四自名为马列主义的人，例如马哲民、陶大镛等人也很难搞，他们也是有代表性的。他们从来不会满足，有些人从教授升到教务长、副校长乃至校长，仍然不满足，有的人身兼数职乃至数十职，仍然不满足；其次的人对于房子住得不好，对于没有交通工具不满足，对于剪头洗脸没有照顾得够不满足，对于照顾好了照顾多了的又说帮助不够也不满足。他们有一套理论，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要受到政府“礼贤下士”的尊重，要像诸葛亮一样，要有刘备去三顾茅庐。我也是一个没有知识的知识分子，在旧中国也当过大学教授，可是常常受到迫害的，那当然由于他们骂我是“共产党走狗”。但我看到许多不是共产党走狗而是国民党走狗的教授们，也并没有受到尊重；晋见校长时只能坐半边屁股；除了按一定的薪金发给你外，你住洋房或住茅房，你坐车或步行，你吃得饱或吃不饱，总之你的死活，他一切不管；欠薪还是经常的事，发聘书只发半年；少上一点钟的课就扣一点钟的薪；真是朝不保夕，不知明年又在何处。但是那时我就没有听到他们讲什么知识分子的传统，更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反抗，住在火坑里，心安理得，一到乐园反而听不得蜜蜂叫，有些知识分子，就硬是这样要抬举而又不受抬举。今天党和政府把像这样的人都包下来了。许多不能教书的人，仍然给他们的生活费，但他们还要发牢骚，说有职无务。而能教书的人，不仅请他教书，而且请他当校长、院长，却又说有职无权。那怎么好呢？请大家把心肝捧出来说一句话，应该是仁至义尽了。然而这些所谓知识分子，却说党和政府对他们不好，他们要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突然想起一个故事来了，这个故事是小人书上都有的，叫做“中山狼”，墨者东郭先生想种种的办法把狼从猎人的手中救出来了，狼得救后，却转向东郭先生说：我的肚子饿得很呀！你虽然把我救出来了，如果此刻没有东西吃，我还是要饿死的，先生！你是墨者，“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又何吝一躯，不以啖我，而活此微命乎？”我想到这里，不禁大吃一惊，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包括龙云、黄绍竑、章乃器、毕鸣岐、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在内，皆中山狼也。是狼，是吃人的狼，我们就应该打死它。因而我说，要大会作出决议，撤销他们的人民代表资格和国家机关职务，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这里，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异常激烈的阶级斗争，而且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首先发动的，我们必须起而应战，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同时，必须明确认识，这场阶级斗争战线的一端在国内，而其另一端已发展到国外，香港帝国主义报纸和杜勒斯之流，已经在为右派分子的言论行动“喝采”。最后，我们必须明确认识，人民的力量是不可能战胜的，党和毛主席在人民中的威信是无比崇高巨大的，我们全体人民代表和全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有信心有决心在这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获得全胜。
因此，我要警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特别是右派知识分子，必须认清前途，掌握自己的命运，正确估计国内外形势，只有彻底悔改，抽筋剥皮，脱胎换骨，把狼心变成人心，才是生路。科学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者，在存在决定意识的前提下，肯定人的思想和一切都是可以改造的。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正告你们，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是敞开着的。能在真理的面前低头和在人民的面前投降的人，还是好汉。人的生命是具有两重性的，一是自然生命，一是政治生命。政治生命比起自然生命来是更为宝贵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政治生命，是否最终得以保持，其权还是操在你们自己手里。狼乎？人乎自择焉可也。
我们全体人民代表，在全国人民注视中向右派分子作最坚决斗争的时候，应该把反右派斗争作为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应该紧密团结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永远跟着毛主席走。
社会主义建设胜利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人民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万岁！